经济学十大原理（下）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在176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美国革命者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两部文献都指明了一个观点——让人们各行其是，而不要让政府沉重的手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这种政治哲学为经济市场于自由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什么分散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么好？亚当·斯密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人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私惠，那是绝对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使其有利于他，并告诉其他人，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那么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
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
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苏联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运行的前提假设为——政府官员能最佳的配置经济中的稀缺资源；这些中央计划者决定生产什么物品于服务，生产多少以及谁生产、谁消费这些物品于服务。
但是现在大部分曾经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企业决定雇佣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引导着他们的决策，所有人都主要关心自己的福利。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场结果。
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当买者决定需求多少时，他们盯着价格；当卖者决定供给多少时，他们也盯着价格。作为买者于卖者决策的结果，市场价格既反应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应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价格会自发调整，指引这些单个买者和卖者达到某种结果，该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而中央计划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绑了起来。
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虽然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这个规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
政府干预经济并改变人们自己选择资源配置的原因有两类：
- 促进效率
- 促进平等
简单来说，大多数政策的目标要么是把经济蛋糕做大，要么是是改变这个经济蛋糕的分割方式。
促进效率
市场失灵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有两种：
- 外部性：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例如：当一种产品的生产污染了空气并引起住在工厂附近人们的健康问题时，市场本身并不能将这种成本考虑在内。
- 市场势力：指单个人或公司不适当的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例如：垄断行为。
促进平等
虽然看不见的手带来了有效率的产出，但是它不能消除经济福利上的巨大不平等。
市场经济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购买的东西的能力来给予其报酬。
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保健。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极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所设计的政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导人制定。
原理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能力
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在2011年，美国人均收入约为48000美元，墨西哥人均收入约为9000美元，中国人均收入约为5000美元，尼日利亚人均收入约为1200美元。毫不奇怪，这种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电视机、更多汽车、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
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差别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的差别——即每一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物品于服务数量的差别。在那些每单位时间工人能生产大量物品与服务的国家，大多数人享有高生活水平；在那些工人生产率低的国家，大多数人必须忍受贫困的生活。同样，一国的生产率增长率决定了平均收入增长率。
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简单的，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生产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其他解释的重要性就应该是次要的。
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对公共政策也有深远的含义。在考虑任何一项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能力。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决策者需要通过让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来提高生产力。
原理九：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921年1月，德国一份日报价格为0.3马克。不到两年之后，1922年11月，一份同样的报纸价格为7000万马克。经济中所有其他价格都以类似的程度上升。这个事件是历史上最惊人的通货膨胀的例子。
通货膨胀是指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在大多数严重或持续的通货膨胀情况下，罪魁祸首是货币量的增长。当一个政府创造了大量本国货币时，货币的价值下降了。在20年代初的德国，当物价平均每月上升3倍时，货币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美国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美国经济史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迅速增长是相关的，而90年代的低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缓慢增长也是相关的，而近些年来经历的低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缓慢增长也是相关的。
原理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长期看来，货币量增加会导致物价水平上涨。但是货币量的增加也有另一面——
- 经济中货币量的增加会刺激社会的整体支出水平，从而增加对物品与服务的需求。
- 需求的增加随着时间推移，会引起企业抬高物价，但同时，它也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人，并生产更多的物品于服务。
- 雇佣更多的人意味着减少失业。
上述的推论过程得出一种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一种最终的权衡取舍——通货膨胀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这就意味着，在一两年的时期内，许多经济政策朝着相反的方向推动通货膨胀与失业。无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从高水平开始的，还是从低水平开始的，还是这两者之间的某个水平开始的，决策者都面临这种权衡取舍。这种权衡取舍关系在分析经济周期中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周期是用生产的物品于服务量或雇用的人数来衡量的，经济活动的无规律很大程度上无法预测。
决策者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可以利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这种短期权衡取舍关系。决策者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支出量、税收量和发行的货币量来影响对物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需求变动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在短期中所经历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组合。
总结
关于个人做出决策：
- 人们面临不同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
- 任何一种行为的成本可以用其所放弃的机会来衡量；
- 理性人通过比较边际成本于边际效益做出决策；
- 人们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改变自己的行为。
关于人们之间相互影响：
- 贸易和相互依赖性可以是互利的；
- 市场通常是协调人们之间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 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高经济中的平等程度，政府可能改善市场结果。
关于整体经济：
- 生产率是生活水平的最终根源；
- 货币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最终根源；
- 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